也不能用言语去解说它

  千年之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牡丹园,从规划设计上就着重体现长安牡丹的重要地位,盛世牡丹的造型设计灵感也来自牡丹的传播、发展历史。着重体现了“天下牡丹出长安”、“天下牡丹王长安”、“天下牡丹汇长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让牡丹园拥有了历史文化归属。

  润,紫觉灵芝不是祥。”他们把红牡丹描绘为赤日、鲜血、红霞、烛炬、火焰、丹砂和涂抹胭脂的香腮,不仅映红了牡丹附近的地面,也染红了赏花人的衣服。这颜色是凝固聚集的,又是流动飞扬的。他们把紫牡丹或比为紫云英,或说成使灵芝相形见绌。他们把白牡丹比作月光、白云、薄霜、白雪、白龙(《墨子·贵义》说:帝“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银器、白玉,是那样璀璨透明,映衬得夜色不黑,曙光先临,使白玉显得失却光泽,甚至和月色浑然融为一体,只能由馨香和花株的影子而意识到白色的存在。

  牡丹尽管其根皮曾作为药物被古代医家利用过,但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普遍认识,则是唐代的事。唐高宗时,与皇后武则天祖籍并州毗邻的汾州众香寺种有牡丹,武后闻讯,移植于京师

  赏花路上的青松挺拔卓立,却无力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天看不够,夜里还要看,温庭筠《夜看牡丹》诗即说:“把火殷勤绕露丛。”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说:由于“多赏奈怡神”,于是便“望开从隔岁”,一年的期待全付于尽情欣赏中,“绕行那识倦,围坐岂辞频”。只可惜牡丹被栏槛围住,远看不甚分明,因而“私心期一日,许近看逡巡”。赏牡丹既可怡神,也可使因王事鞅掌而烦躁疲惫的人调剂生活,韩愈《戏题牡丹》诗便说:“今日栏边暂眼明。”于是赏花人与牡丹之间感情得以沟通。薛能(一作薛涛)《牡丹四首》诗说:“欲就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这里牡丹被人格化,成为通语言懂感情的角色,具有更强的魅力。吴融《红白牡丹》诗甚至说:“看久愿成庄叟梦,惜留须倩鲁阳戈。”战国人庄周说梦见自己变成彩蝶,吴融借以说自己想化为蝴蝶,与牡丹相亲昵。春秋人鲁阳文子正打仗而暮色初降,他一挥戈,太阳为之倒退90里。吴融借以希望时光倒流,以便牡丹芳颜久驻。然而自然的法则终究违背不了,花期一过,牡丹就要枯萎凋谢。孙鲂《牡丹落后有作》诗便不无遗憾地谈到这一点:“明年虽道还期在,争奈凭栏乍寂寥。”惜花,何以补救?白居易《赠李十二花片因以饯行》诗说:“可怜颜色经年别,收取朱阑一片红。”他拾起片片花瓣,送给即将离去的友人。

  载:“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会昌中朝士数人,同游僧舍。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唏。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又据《南部新书》丁卷记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姚合《春日游慈恩寺》诗描写时人赴寺赏花之盛曰:

  子忧农”的政治目的,竟说了这些假话,感情造作,令人不快。指责花卉美丽为祸乱人心,比指责女色误国更为荒唐。花毕竟是花,没有阶级性和社会性,人们不必警惕地看待它。不过,花有时可逗引或寄托人们的政治感情。《唐诗纪事》卷2和卷43记载:文宗时,宦官杀戮朝官,钳制皇权。文宗愤慨之极,见牡丹,不觉诵出“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的句子,忽然想起这是舒元舆《牡丹赋》里的话,而他已被宦官杀害,不觉“泣下沾衣”。 其二,牡丹与人生。唐人托物言事,借牡丹对人生的荣辱升沉和生老病死发表感慨。上文已谈到白居易借白牡丹为自己的仕途大发牢骚。在《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中,他还说“三见牡丹开”,“方知老暗催”。感叹流年易度,时不我待。杜荀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诗直接揭出:“花艳人生事略同”,不过是“半雨半风三月内,多愁多病百年中”。还有看得更长一些的。罗邺《牡丹》诗说:“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中唐李德裕见当时长安尚有盛唐时的牡丹活着,在《牡丹赋》中说:“彼妍花之阅世,非人寿之可俦”,“有百岁之芳丛,无昔日之通侯”。都在感叹人事无常,荣华富贵能几时。 其三,牡丹与禅理。唐末僧归仁《牡丹》诗说:“除却解禅心不动,算应狂杀五陵儿。”实际上,僧人见牡丹,心已经动了,不然何以有心得体会,并且形诸笔墨。吴融《和僧咏牡丹》诗揭发了这一点,说:“万缘销尽本无心,何事看花恨却深?都是支郎足情调,坠香残蕊亦成吟。”然而人们仍不妨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待牡丹。杜荀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诗说:“开当韶景何妨好,落向僧家即是空。”张蠙《观江南牡丹》诗说:“举世只将花胜赏,真禅元喻色为空。”佛教用缘起说来解释宇宙人生,把它作为解脱痛苦的手段,认为称作法或名色的宇宙万有,即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都是由真如佛性通过因缘条件暂时和合而成的,没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因而不能看作真实存在,但又不妨看作如幻如化的假有、似有。而真如佛性是宇宙万有的本原,超越时空,遍在一切,湛然清净,圆满实在,人们不能用世俗见解去认识它,也不能用言语去解说它,就把它叫做空,空就是妙有、实有。牡丹是万有中的一种东西,以佛教观点来看,也就是假有,其本质是空。上引诗句就是讲的这个意思。 其四,牡丹与艺术。牡丹美化了生活,也给艺术提供了素材,使唐人的诗文、音乐、美术等创作领域有所拓宽。 唐人诗文涉及牡丹者很多。单以牡丹为题材的诗歌,《全唐诗》收有近110首(不包括重篇和五代作品)。

  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特别是在长安,人们如狂如醉,以不耽玩为耻。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关系。有人因牡丹而逗引或寄托政治感情,评论世事。有人借牡丹对人生的荣辱升沉和生老病死发出感叹,对宇宙万有的本源做出禅理解释。牡丹给文学艺术提供了素材,使创作有所拓宽。唐人写有大量牡丹诗赋,致有国色天香之誉。牡丹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被谱成歌曲,绘成图画。

  二、牡丹的分布与培育 牡丹逐渐由皇宫扩展到京师衙署、寺庙、私家庭院,后来还移植到东南地区。 在长安,政府衙署里种植了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诗注为“翰林院北厅花下作”。《唐两京城坊考》卷3、卷4指

  牡丹很可能在这五年间(660-665)由汾州传入长安,或者是武则天由并州回洛阳时交代过先移入长安,或者是再回长安后派人移植。《唐诗纪事》卷3说高宗时后苑已有双头牡丹,上官昭容诗云:“势如连璧友,心似臭兰人。”

  牡丹是毛茛科芍药属植物,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花色泽艳丽,玉笑珠香,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

  澹荡韶光三月中,牡丹偏自占春风。时过宝地寻香径,已见新花出故丛。曲水亭西杏园北,浓芳深院红霞色。擢秀全胜珠树林,结根幸在青莲域。艳蕊鲜房次第开,含烟洗露照苍苔。庞眉倚杖禅僧起,轻翅萦枝舞蝶来。独坐南台时共美,闲行古刹情何已。花间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白居易在西明寺赏牡丹花时,想起了远在东都洛阳的老朋友元稹,写下了《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

  牡丹也是长安寺院中享有盛名的观赏花卉。如大慈恩寺的牡丹在京城就非常有名,据《唐语林》卷七记

  《酉阳杂俎》续集卷2说:尊贤坊田弘正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花发千朵”。《唐两京城坊考》卷5说:宣风坊安国寺,“诸院牡丹特盛”。可见牡丹栽培的时间不算短,只是价格昂贵,分布未能普遍。因此,到了唐末,牡丹依然很珍贵。《唐摭言》卷3记载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朱全忠洛阳宅牡丹开谢,都要登记数目。新及第进士许昼醉酒,私摘十余朵,还辱骂朱全忠。朱全忠“命械昼而献”,许昼吓得“亡命河北,莫知所止”。北方其它地区的牡丹分布,文献有零星记载。《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太原官员“得红紫二色者,移入城中”。中唐姑臧(今

  一、牡丹在唐高宗时由河东汾州移入长安 关于牡丹的来源,只有两位唐人提到,都认为出自河东道汾州(山西省汾阳县)众香寺,但时间则分别认为在初唐和盛唐。主盛唐说者是段成式。在上引文中,他接着说:“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然而考以其它史籍,则发现此说与事实相左。

  唐玄宗时,李白为牡丹填写新词,赋清平乐3首,极写纯白、红紫、浅红等三色牡丹的丰姿秀色,以牡丹之美,赞誉杨贵妃之美貌(宋.乐史《杨妃外传》)。“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指槛露华浓……”,千余年来脍炙人口,成为千古绝唱。由之牡丹之名大噪,

  徐夤《牡丹花二首》说:“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为了赏牡丹,士人居然对书籍连日不屑一顾,任它们蒙上尘埃。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说:“馀花似庶人”,由于人们只锺爱牡丹,千姿百态的诸多花卉黯然失色,受到冷落。翁承赞《万寿寺牡丹》诗说:“可怜殿角长松色,不得王孙一举头。”人们一心奔着牡丹而来,

  《全唐诗》卷124把该诗收入盛唐人裴士淹的诗中,实际上这是另一位姓裴的中唐人的作品。《唐诗纪事》卷52记载:“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开,太平院开最后。[裴]潾作《白牡丹》诗题壁间。”文宗幸此寺,“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则此诗满六宫矣”。《全唐诗》把这首诗作者弄错,除了都姓裴以外,可能与上文所述裴士淹从汾州弄了一棵白牡丹的事有关。为白牡丹抱屈,是中唐个别人的情绪,盛唐时尚无。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说:白牡丹和玉蕊花都色如琼瑶,玉蕊花“因稀见贵”,而白牡丹“以多为轻”;人事亦然,“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另一首《白牡丹》诗说:“白花冷

  2011年,首届大明宫牡丹文化节在世界文化遗产唐大明宫遗址举行。着重体现了“天下牡丹出长安”、“天下牡丹王长安”、“天下牡丹汇长安”。

  宫苑以后,在长安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推广种植热潮,牡丹的分布范围也迅速由宫苑波及高级寺观、达官贵人宅第,最后及至一般士人家中。牡丹迅速融入了长安文化,人们种牡丹、赏牡丹、赞牡丹,并赋予牡丹以美好的象征意义,掀起了牡丹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历时达二百余年。大明宫是当时全世界最辉煌壮丽的宫殿群,其建筑形制影响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宫殿的建设。大明宫占地350公顷,是明清北京紫禁城的4.5倍,被誉为千宫之宫、丝绸之路的东方圣殿。

  唐人对花香的描绘也是虚实相兼,刻意求工。王建《同于汝锡赏白牡丹》诗说:“并香幽蕙死”;《赏牡丹》诗说:“香遍苓菱死。”李商隐《牡丹》诗说:“荀令香炉可待熏!”薛能《牡丹四首》说:“奇香称有仙。”温庭筠《牡丹二首》说:“蜂重抱香归。”司空图《牡丹》诗说:“晓添龙麝香。”唐彦谦《牡丹》诗说:“馨香惟解掩兰荪。”徐夤《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诗说:“琼葩熏出白龙香。”总之,牡丹的香味超过了一切香草香料,几乎达到了莫可名状的程度。东汉荀令君衣带奇香,到人家,坐处香三日,这仍不能和牡丹相比,牡丹有天生的香味,根本用不着香炉来熏烧。 花色是这样的令人神往,香气是这样的沁人心脾,因此,徐夤一则在《牡丹花二首》中盛赞牡丹为“万万花中第一流”,二则在《依韵和尚书再赠牡丹花》诗中宣称“羞杀千花万卉芳”。还有说得更具体的。薛能《牡丹四首》说是“自高轻月桂,非偶贱池莲”。舒元舆《牡丹赋》说是“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秾李惭出,踯躅(映山红)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那么,只有绝代佳人才堪与牡丹相提并论,于是乎唐人纷纷加以比拟。李咸用《远公亭牡丹》诗说:“延年不敢歌倾城,朝云暮雨愁娉婷。”唐彦谦《牡丹》诗说:“那堪更被烟蒙蔽,南国西施泣断魂。”徐夤《和仆射二十四丈牡丹八韵》诗说:“羞杀登墙女。”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说:“入梦殊巫峡,临池胜洛滨。”罗隐《牡丹》诗说:“日晚更将何所似,太真无力凭阑干。”这些诗句涉及西施、巫山神女、东家之子、李夫人、洛神、杨贵妃等,是历史上或文学作品中的美女。西施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原在民间浣纱,由国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极受夫差宠爱。巫山神女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宋玉《高唐赋》描写的仙女。楚怀王游高唐,梦见她对自己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登墙女”指东家之子,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描写的美女,因宋玉说“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而来。宋玉对楚王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李夫人是西汉武帝的妃子。

  《唐国史补》卷中也说当时“一本有值数万者”。后来,牡丹价格持续上涨。张又新《牡丹》诗说:“一朵值千金。”这并非危言耸听,有大致差不多的事例作证。据《剧谈录》卷下所记,慈恩寺老僧的那丛红牡丹,被人强行

  掘走,以“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这使人搞不清牡丹价格到底如何。因此,裴说《牡丹》诗说:“此物疑无价”,那么当然“未尝贫处见”了。甚至富人也为之蹙眉敛手。晚唐女道士鱼玄机《卖残牡丹》诗披露:她急于出售道观中的残牡丹,竟然劝说人们勿失良机,别怕花钱,不然的话,“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孙方恨买无因”;然而王孙们无动于衷,理由很明显:“应为价高人不问。” 牡丹价格之昂贵,须同相应时期的粮食价格进行比较,方才可以明了。天宝年间“牡丹价重”,《书》卷51《食货志一》所记当时粮食价格为:“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贞元年间牡丹为数万钱买一棵,而粮价除在战争和灾荒等特殊情况下猛涨外,正常年景一斗不过150文。据《资治通鉴》卷232、234和238记载:贞元三年(787),“粟斗直百五十”,贞元八年“江淮米斗直百五十钱”;元和六年(811)竟跌到“米斗有直二钱者”。而一株牡丹竟顶得上百十石粮食的价格,简直令人惊愕。 这里还须澄清一下所谓白牡丹价贱不受人重视的问题。有一首《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书》卷42《地理志六》记载:合州(治今重庆市合川县)向朝廷进贡的土特产即有牡丹。 培育牡丹,佛教僧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指出:“惭愧僧闲用意栽”,他们有时间和处所的方便。牡丹的发祥地是汾州众香寺,已证明这一点。据《酉阳杂俎》前集卷19,经过僧人培育,兴唐寺一株牡丹竟开花1200朵,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色。僧人的名字大多已不可考。《酉阳杂俎》续集卷6和前集卷19分别说:慈恩寺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杜荀鹤有《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诗。法力、素、临,以及上文提到的清、惠澄,是幸而为人所知的僧人。僧人培育牡丹,用心可谓良苦。《剧谈录》卷下记载:慈恩寺“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是一位老僧用20年时间培育出来的。世俗花工同样不可考出,只在杂史中偶有事迹记载。《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韩愈一侄在牡丹根旁挖坑,施以“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七天后填满土,花开时,便会呈现出红白黄青紫各种颜色。正是在唐人的精心培育下,牡丹才有了崇高的地位,殷文圭《赵侍郎看红白牡丹因寄杨状头赞图》诗把它归纳为:“雅称花中为首冠。”三、牡丹价格始终昂贵 牡丹在盛唐时便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换领域,其价格始终昂贵。天宝十五载(756),岑参《优钵罗花歌》序文便说“牡丹价重”。到中唐时,王建《闲说》诗又感叹“王侯家为牡丹贫”。人们披露的价格虽无定数,昂贵则一致。柳浑《牡丹》诗说:“数十千钱买一棵。”白居易《秦中吟·买花》诗说:一丛牡丹开花一百朵,价值“五束素”,即25匹绢,顶得上“十户中人赋”。《书》卷52《食货志二》指出:中唐时期,“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钱一千六百”。若按平均数2400文计算,则25匹绢合六万文钱,每朵牡丹折合六百文钱。代宗时,中等户仅户税一项,每年缴纳二千文,十户则为二万文,要算上赋税中的其它项目,数字就更大了。这是一丛牡丹的价格,确实是“数十千钱买一棵”。

  吉中孚等陪考功王员外,同游慈恩寺,赋诗咏凌霄花;后来他又与两三个朋友同游此寺,又值凌霄花开之时,因作《慈恩寺怀旧》诗曰:

  这部分主要考证了野生牡丹与人工栽培牡丹文字记载之始的问题。认为野生牡丹早在汉代甚或更早就已用于医学,人工栽培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则是从唐代前期开始。

  牡丹在唐朝尤为盛,而唐代则以京师长安(今西安)为最,刘禹锡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就描写的是盛唐长安的牡丹盛景。盛唐之前,长安城内牡丹分布较窄,主要是在宫廷和达官贵人府第等处;中唐时期,牡丹于长安城内分布广泛,私宅牡丹和公共场所的种植数量明显增多;晚唐时期,因战乱较多,长安城内的牡丹种植明显减少,并呈现渐次向南方转移的趋势

  唐敬宗(825~827)时,李正封咏牡丹诗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遂有“国色天香”的誉称,更加身价百倍。当时寺庙道观也竞植牡丹,如慈恩寺、兴唐寺等。长安富户和平民皆尊崇牡丹,酷爱牡丹,开花时节,万人空巷,诚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所说:“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车马如狂,以不京观为耻”(唐.李肇《国史补》)。

  甘肃武威市)人李益到长安考科举,不能回家看牡丹,作《牡丹》诗说:“紫艳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晚唐人李商隐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诗,可见泾州(治今甘肃省泾川县)高平的回中也有牡丹。 在长安牡丹开放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这一期间内,东南地区尚无牡丹。白居易在上述那首赠李二十(绅)的诗中说:“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但南方人已经知道并且向往长安牡丹。张祜《京城寓怀》诗说自己进京不是为了科举功名,而是“唯待春风看牡丹”。牡丹迟迟不能移植于南方,主要由于它不能很快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等条件。牡丹娇弱,最忌狂风、淫雨、烈日。关于这方面情况,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披露道:“怕风惟怯夜,忧雨不经旬”;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诗披露道:“鲜愁日炙融。”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也说:一旦遭受风雨,牡丹便“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因此,人们对于牡丹,总要刻意保护。白居易《秦中吟·买花》诗说:“上张帷幕庇,旁织笆篱护。”南方雨量大、日光强,不利于牡丹的生长,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李咸用《同友生题僧院牡丹花》诗便说:“牡丹为性疏南国”;徐凝《题开元寺牡丹》诗也说:“此花南地知难种。”然而只要备加小心,也能移植成功。

  面进行全面分析,认为:唐代牡丹兴盛的基本条件是牡丹独特的色香、型美和适宜的气候;而这种兴盛又是以唐代繁荣的经济条件和稳定的政治条件作为大背景的;同时,牡丹游赏风尚的形成成为牡丹兴盛的助燃剂;最后,唐代牡丹兴盛的根本原因应是唐人求富的心理特征和复杂而进取的主流文化精神。

  牡丹节将秉承传统,依托唐文化的丰富内涵,将“赏花游园”和“寻迹访古”相结合,加之以丰富的文化活动助推,深化文化内涵。此次牡丹节,为市民打造一个既能观赏国花牡丹,又能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艺术园林。

  盛唐人王维已有《红牡丹》诗。可见远不是段成式所说的那种情况。段成式还说:名公们《裴给事宅看牡丹》诗,“寻访未获”;而那时已有“牡丹之会”,显然牡丹已多。可以推测,他对前面的说法并非坚信不疑。 主初唐说者是舒元舆。他的《牡丹赋》序文说:“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寖)盛。”从上下文看,这里的上苑应指长安的后苑。西河是县名,是汾州的治所,与武则天的老家并州文水(山西省文水县)毗邻。武则天虽非生于老家,却一直怀有故乡之情,《旧唐书》卷77《崔神庆传》载有她这方面的言论:“并州,朕之枌榆。”武则天时牡丹移入长安,可从考古资料得到旁证。大足元年(701)永泰公主死,在武则天去世的第二年,即706年,陪葬于陕西乾县的乾陵。

  唐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牡丹逐渐兴盛起来,当时牡丹稀少珍贵,首先在宫迁御苍栽植。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盛。”“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2)时,宫中及民门况尚牡丹”(《事物纪原》)。达官显贵,无不着力多方搜求,如“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唐

  长安宫苑,始开牡丹观赏史之渐。此后,牡丹逐渐扩展到长安的衙署、寺庙及私人庭院,并移植到洛阳和江南地区。佛教僧人对于培育牡丹做出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数十千钱买一棵”,顶得上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量。

  出:修政坊宗正寺亭子和永达坊度支亭子,是新进士举行牡丹宴的地方。无疑与当地牡丹盛开有关。《唐国史补》卷中说:“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佛寺中以慈恩寺和西明寺的牡丹最负盛名。《唐语林》卷7说:慈恩寺浴室院有两丛牡丹,“每开及五六百朵”。该寺清上人院的牡丹,曾使人们不断写诗,权德舆有《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西明寺牡丹,白居易、元稹都曾观赏,白居易有《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诗。浑瑊、令狐楚、窦易直、元稹等官僚的私宅中都有了牡丹。刘禹锡《浑侍中宅牡丹》诗说:“径尺千馀朵。”这在长安无疑独占鳌头,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诗即说:“城中最数令公家。”窦、元宅的牡丹,白居易《惜牡丹花》诗注为:“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有首诗题为《微之(元稹)宅残牡丹》。普通人家的庭院中也有了牡丹,王建《题所赁宅牡丹花》诗说:“赁宅得花饶。”洛阳牡丹没有长安牡丹繁盛。令狐楚在外十年才调回长安,正值家中牡丹含苞待放时又调洛阳,《赴东都别牡丹》诗说:“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这里言外之意是对宦海沉浮的感慨,但包含着对长安牡丹的眷恋,以及在洛阳难以看到牡丹的遗憾。洛阳牡丹见于记载的有这样几处:刘禹锡有《思黯南墅赏牡丹》诗。思黯是牛僧孺的字。《旧唐书·牛僧孺传》说他在洛阳归仁里(紧挨外郭城东面的建春门)修造第宅,把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时搜集的“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刘禹锡有多首与牛僧孺唱和的诗。南墅是牛僧孺在洛阳城南伊河旁的园林。

  大明宫牡丹文化节将于4月21日,在玄武门盛大启动,届时占地两万余平方米的牡丹园,600多个品种、十万株牡丹迎春怒放,连成一片牡丹花海。

  澹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裴诗仅认为白牡丹开在赏花高潮已经消退的时候,因而不被人重视;而白诗则是借白牡丹对自己的仕途大发牢骚。实际上,和白居易同时的人对白牡丹不但不嫌弃,反而相当欣赏。王建《同于汝锡赏白牡丹》诗说它“并香幽蕙死,比艳美人憎”;“价数千金贵”。后来,吴融、王贞白、韦庄、殷文圭、徐夤等人都有咏白牡丹的诗。吴融《僧舍白牡丹二首》云:“腻若裁云薄缀霜,春残独自殿群芳。梅妆向日霏霏暖,纨扇摇风闪闪光。月魄照来空见影,露华凝后更多香。天生洁白宜清净,何必殷红映洞房。”其热情并不亚于对红紫牡丹的吟咏。四、如狂如醉的赏牡丹风气 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京师长安最为突出。《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条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具体情况唐人做了描绘。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说:“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新乐府·牡丹芳》诗说:“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崔道融《长安春》诗说:“长安牡丹开,绣毂辗晴雷。”徐夤《忆荐福寺南院》诗说:“牡丹花际六街尘。”这些诗句反映的情况是:长安人士赏牡丹,或乘车,或骑马,或乘软舆,或徒步奔走,熙来攘往,热闹非凡,道路街衢,发出震耳的响声,扬起满天的飞尘。舒元舆《牡丹赋》序文概括为:“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外地牡丹稀少,赏花没能形成运动。李咸用《远公亭牡丹》诗说江州太守“栏朱绕绛留轻盈,潺潺绿醴当风倾,平头奴子啾银笙”。虽不似京师那样狂热,但地方官派头不小,在佛寺中用围幕护住牡丹,饮酒听乐,细细赏花。 个人赏牡丹的细节,可从唐诗中找到只鳞片爪的记载。孙鲂《看牡丹》二首说:“万事全忘自不知”,“闲年对坐浑成偶,醉后抛眠恐负伊”。品酒赏花,如痴如醉,成了生活中唯一的事情。自己和牡丹简直成了如胶似漆的伉俪,醉意朦胧,想去歇息,又觉得丢下牡丹,实在歉疚。

  牡丹在唐朝尤为盛,而唐代则以京师长安为最,刘禹锡诗:“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就描写的是盛

  皇帝有时也去寺观赏花,僧人广宣《寺中赏花应制》:“东风万里送香来,上界千花向日开。却笑霞楼紫芝侣,桃源深洞访仙才。”

  Andr.)是毛茛科芍药属植物,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花色泽艳丽,玉笑珠香,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

  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美称的牡丹以其雍容华贵之姿亭亭玉立于百花之中,受到人们的赞赏与喜爱。尤其在唐朝时,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的牡丹更是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推崇,被当作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诗人刘禹锡称赞其“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西明寺也是唐人经常去赏牡丹花的一个好地方。白居易在《牡丹芳》诗中描写唐人赏牡丹花之盛况时就提到西明寺的牡丹也深受当时的人喜爱,其诗曰:

  6.阿姑泉牡丹园(京昆高速G5崂峪出口以东约7km关中环线.秦岭国家植物园(京昆高速G5崂峪出口以西约15km或周至楼观台公园以东约9km关中环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牡丹园(杨凌,南校区内)

  前年题名处,今日看花来。一作芸香吏,三见牡丹开。岂独花堪惜,方知老暗催。何况寻花伴,东都去未回。讵知红芳侧,春尽思悠哉。

  以牡丹为题的赋,《全唐文》收有舒元舆、李德裕两篇。李赋序文还说:“邀侍御裴舍人同作。”《太平广记》卷364载有一篇出自唐人张读《宣室志》的神怪小说,描写谢翱进京考进士,下榻于升道坊,庭中多牡丹,引出一段人神相恋的故事。这些诗文不仅是相当好的文学作品,还是珍贵的史料,因而读起来一方面是种艺术享受,一方面可藉以了解唐代社会生活。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对唐代牡丹作深入的研究。 牡丹入乐者可举李白《清平乐词》为例。《松窗杂录》记载:玄宗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白撰新词,梨园弟子谱曲奏乐,李龟年歌唱。玄宗“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可惜为当时的音乐保存手段所限制,今日已不可领略其风韵了。 王建《赏牡丹》诗认为“堪画入宫图”,牡丹果然进入了美术领域。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中出现牡丹,已如上述。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9中,说自己曾见李德裕收藏的画中有冯绍正的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冯绍正是盛唐杰出画师。《唐语林》卷5说:“玄宗时,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命少监冯绍正画西方,未毕,如觉云气生梁栋间,俄而大雨。”罗隐《扇上画牡丹》诗说:“为爱红芳满砌阶,教人扇上画将来。叶随彩笔参差长,花逐轻风次第开。闲挂几曾停蛱蝶,频摇不怕落莓苔。根生无地如仙桂,疑是姮娥月里栽。”牡丹从自然界进入美术领域,它不再是在阳光雨露中生长开放,而是随着管毫丹青出现。由于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画出的牡丹更有风采神韵。它不必再担心狂风淫雨,它可以超越时空而存在,一如传说中的月中仙桂。

  《汉书》卷97上《外戚传》载其兄李延年在武帝面前唱歌赞美她的姿色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洛神是三国时期曹植《洛神赋》描写的洛河神女,说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太真即杨贵妃,上文已提到李白《清平乐词》把她比作牡丹。唐人运用这些掌故,说牡丹超过她们,难免是溢美、夸饰,但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牡丹的热爱和推崇,其用心还是可以理解的。六、牡丹与社会生活其一,牡丹与政治。牡丹与政治本无直接关系,有的人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对于如狂如醉的赏牡丹风气,有人认为有伤风化,或不参与,或发出批评。国子学助教李绅拒绝看花。韩弘初到长安,命除掉宅中牡丹,《唐国史补》卷中载他的话说:“吾岂效儿女子耶!”王睿(一作王毂)《牡丹》诗还批评道:“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果成无语自成荫。”对于这种过分正经的行为,人们感到惋惜。上文已说白居易劝李绅:“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姚合《和李绅助教不赴看花》诗还提醒他:“且看牡丹吟丽句,不知此外复何如。”罗邺《牡丹花》诗对韩弘的行为表示遗憾,说:“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白居易《牡丹芳》诗批评赏花风气,说:“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他一生嗜花如命,为着“美天

  牡丹尽管其根皮曾作为药物被古代医家利用过,然而它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所普遍认识,唐宋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晚出,唐始有闻。”起初,因为“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还仅仅看作是芍药的附庸。

  总之,唐代牡丹的兴盛是具备了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结果。 第五章:简析唐代牡丹文化。这部分从唐代牡丹园艺、牡丹游赏、牡丹市场。

  它如永寿寺、崇敬寺、荐福寺、天王院、万寿寺(永泰寺)、光福寺等寺院都是人们观赏牡丹的好去处。正是因为牡丹花受到当时人们的热烈追奉,所以一些寺观还趁机通过广植牡丹以求获利,以至牡丹花的价值不菲,“一本有直数万者”。

  但也与南方牡丹不多有关。李咸用《牡丹》诗说:“少见南人识,识者嗟复惊。始知春有色,不信尔无情。”南方牡丹经过培育,有的相当不错。

  大明宫,大唐帝国的宫殿,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位于唐京师长安(今西安)北侧的龙首原。始建于公元634年,原名永安宫,是唐长安城的三座主要宫殿(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的一百一十座,称为“东内”。1961年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白居易《秋题牡丹丛》诗还说:“幽人坐相对,心事共萧条。”秋天来了,只剩下牡丹残枝在西风中摇曳,作者兀坐在牡丹枝旁,一边想着过去,一边盼着来年。在这里,人和自然融为一个境界,构成了和谐的关系。五、唐人对牡丹的描绘《松窗杂录》记载:文宗问画家程修己:“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程修己答道:“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这便是将牡丹喻为国色天香的由来。同类看法,其他人也有。刘禹锡《赏牡丹》诗说:“唯有牡丹真国色”;李山甫《牡丹》诗说:“一片异香天上来。”唐人对牡丹的描绘,基本上便是从这色香二字推衍开来的。牡丹的花蕊为黄色,花瓣常见的有深红、浅红、紫、白几种颜色。唐人对花色的描绘曲尽其妙。舒元舆《牡丹赋》说:“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白居易《牡丹芳》诗说:“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西明寺牡丹》诗说:“光风炫转紫云英。”《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说:“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姚合《和王郎中召看牡丹》诗说:“乍怪霞临砌,还疑烛出笼。绕行惊地赤,移坐觉衣红。”薛能《牡丹四首》说:“白向庚辛受,朱从造化研。”李山甫《牡丹》诗说:“数苞仙艳火中出。”方干《牡丹》诗说:“花分浅浅胭脂脸。”吴融《红白牡丹》诗说:“殷鲜一半霞分绮,洁彻旁边月飐波。”《僧舍白牡丹二首》说:“腻若裁云薄缀霜”,“月魄照来空见影”。徐夤《牡丹花二首》说:“剪云披雪蘸丹砂”,“浅霞青朵嫩银瓯”。孙鲂《又题牡丹上主人司空》诗说:“白疑美玉无多

  往年君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江陵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

  “牡丹”自古就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有关牡丹的诗文、绘画、传说、习俗等数不胜数,流传至今,成为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当前,文化要素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日渐凸显,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国一些地区也逐渐开发牡丹文化,使之成为城市市容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特色因子。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有关牡丹历史的研究还存在一定欠缺,基于此,本文拟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生物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人工栽培牡丹之始的唐代牡丹进行较全面的考察和探讨,以期为我国牡丹文化溯源,并为当前牡丹花卉业的进一步发展做一些基础工作。

  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晚唐人罗隐《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云太傅手植在钱塘》诗说:“六十年来此托根。”白居易一生好买花栽花,《移牡丹栽》诗说:“金钱买得牡丹栽”,“百处移将百处开”。这牡丹,可能是60年前他从开元寺买来栽在虚白堂前的。牡丹逐渐在南方传开。李咸用《远公亭牡丹》诗讲了江州(江西省九江市)的情况:在庐山东林寺,“牡丹独逞花中英”。徐夤入泉州(治今福建省泉州市)刺史王延彬幕府,其诗《尚书(指王延彬)座上赋牡丹花得轻字,其花自越中移植》即交待福建牡丹来自浙江,《依韵和尚书再赠牡丹花》诗又进一步指出:“多著黄金何处买,轻桡挑过镜湖光。”镜湖又称鉴湖,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北麓。王贞白《看天王院牡丹》诗抒发了自己经历唐末动乱后看到南方牡丹所产生的感触,说:“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年长安已灰烬,忍随南国对芳枝。”这个天王院很可能是泉州的天王寺。唐末王审知在福州(福建省福州市)任威武军节度使,受封为琅琊王,在泉州开元寺的灵山上建造了天王寺,供奉毗沙门天王。其从事黄滔作《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记其事。人们有时把南方牡丹看作是客户。张蠙《观江南牡丹》诗说:“北地花开南地风,寄根还与客心同。”这无疑是传统观念作怪,

  盛世看牡丹、喜牡丹、爱牡丹,大明宫是大唐帝国的皇宫,也是大唐盛世的集中表现,相传女皇武则天称帝后,一年冬天带着众人到上苑饮酒赏梅,酒醉神迷之时,想要看到春天般百花齐放的美景,于是,令宫女拿来文房四宝,当即在白绢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明朝游上苑, 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写罢,她叫宫女拿到上苑焚烧,以报花神知晓。花仙们畏惧女皇威严纷纷奉旨盛开,争奇斗艳,唯有牡丹骨硬志坚光枝秃杈。武则天一怒之下,火烧牡丹园,将牡丹贬出长安。

  过了五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重游西明寺赏牡丹,触景生情,又想起了远在江陵的元稹,写下了《重题西明寺牡丹》诗曰:

  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1说:“开元中,禁中初种木芍药,得四本,上因移于兴庆池东沉香殿前。”此说未注出处,系出自唐人李浚《松窗杂录》的说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另外,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开元年间“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这都是说开元年间宫中珍爱牡丹,兴庆宫也开始种植,并没有说同样也是禁中的大明宫、太极宫是否

  牡丹所象征雍容华贵、幸福安康的意境,迎合了大唐盛世百姓祈愿繁荣昌盛、富贵平安的美好愿景。虽唐末多乱,长安牡丹种植渐趋减少,但唐牡丹文化的内涵却深入人心,仍是古人祈求尊贵安康的精神寄托。唐朝是中国牡丹文化形成的里程碑,长安是牡丹文化的孕育之地。它影响带动了各地牡丹的种植,保存了牡丹存续的文化基础。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唐代除长安外,洛阳、杭州、九江、成都等地亦有牡丹的零星分布。这些地区的牡丹或直接从京城移植过去,或辗转从它地购置,可算是京城牡丹文化的辐射区。在这些地区,牡丹多分布在当地的高官显贵之家或小国的宫苑之中,民间是很少见到的,所以很难形成像长安那样的牡丹热潮。这些地方牡丹的分布奠定了以后全国牡丹的发展趋势。宋代以后,围绕着这些地区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牡丹栽培中心。

  也如此。而徐松却笼统地说成“禁中初种”,就成了皇宫中刚开始种植牡丹。兴庆宫牡丹在开元天宝之际已有相当规模,唐玄宗常和杨贵妃赏花,一次命李白撰《清平乐词》助兴,中有“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句。同时,宰相杨国忠私宅也有了牡丹。《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说:杨国忠在家中造四香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

  开元末,裴士淹又移入长安私第,无非由于当时长安牡丹昂贵而稀少,尚未普及到他这样的郎官家中,而他的家族又是河东大姓,能知道祖籍的风土人情,于是在出使途中,顺便到牡丹的故乡去弄了一棵。这是效颦,不是首创。

  后来,牡丹有了自己的专名,并且蔚为大国,芍药相形见绌,反倒成为“落谱衰宗”。本文对唐代牡丹的情况做些考察,以收补阙拾遗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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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中还植有凌霄花,这也是夏日盛开的一种花卉。诗人李端曾与耿湋、司空文明、

  由于各地气侯有很大的差异,寺观栽种的植物也风格各异,千差万别,像梅、兰、竹、菊、松、柏、柿、杏、李、梨、蔷薇、紫薇、樱桃等等都是当时寺观较为常见的一些花卉植物。在众多植物的点缀下,寺观呈现出一派春华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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